甄嬛传孙俪出家的寺院叫做甘露寺院。后移居到凌云峰。《后宫甄嬛传》第45集中有记录！电视剧中的甘露寺在京城北郊山中 取景地为北京西郊的戒台寺.书中的甘露寺在京郊山中 四周有缥缈峰、嵯峨峰、甘露峰、凌云峰、清凉台等景致。
甘露禅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北面，观音山之南麓。观音山海拔400多米，因西部陡峭处奇石状若披纱的***座，故名。
题主好，这个问题很巧妙，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只要明确了孔子心中完美的儒者形象是什么，问题就简单了。
孔子思想的核心是“仁”，仁是哲学概念，同时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。孔子心中的儒者，首先要是一个仁者，要有极高的道德情怀，这种情怀最突出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的精神。其次，孔子身上最突出的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，这也会是孔子所要认同的儒者所必须具有的品质。再次，有目标，有行动，没有能力是不行的，有“仁、义、勇”，还得有“智、信”，孔子认同的儒者必定要很有智慧，识人料事，估量形势都很准确，同时要非常忠信，也就是不忘初心，为信仰而活着，不苟且。
用以上三点作为评分标准，儒家历史人物中得分前三名的，野狐认为应该是：孟子、诸葛亮、曾国藩。如果从整个历史中选三个最满意的儒者，孔子应该会选此三人，理由分述如下。
孟子被尊称为“亚圣”，他继承和发展的孔子的思想学说。孟子比孔子更有侠义精神，孔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”，孟子说“当今天下舍，我其谁”，都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勇于担当。
儒家讲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孟子在当世没有什么事功，但其德堪比孔圣。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，孔子讲“杀身成仁”，孟子讲“舍生取义”；孟子的“仁政”学说就是对孔子仁学的发展。孟子的养气说和他描绘的大丈夫形象都是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财富。《孟子》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孟子当是孔子所要首选的儒者。
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”最能体现儒家的道德情怀，关键是诸葛亮能身体力行，不只是说说罢了。诸葛亮一生克勤克俭，辅佐没有多少军事资本的刘备，和魏、吴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，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后世充分的肯定。
诸葛亮很清楚三国最后的结局，他在《后出师表》中很清楚的讲到，伐魏不伐魏最终都会灭亡。诸葛亮知道伐魏虽不足以成事，但足以成仁，这就和孔子周游列国一样，正像孔子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。
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、《后出师表》、《诫子书》都很有名，对后世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。儒家非常推崇的太上立德、其次立言、其次立功，诸葛亮也算是占全了，孔子没有理由不选诸葛亮入围。
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，是纯正的儒者，又是比较早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大臣，***、蒋介石都对曾国藩给与了很高的评价。大家熟悉的，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军歌，其实就是***从曾国藩治军纪律要求中改编过来的。
曾国藩有着极高的道德修养，他严于律己，也严于治家，《曾国藩家书》对后人影响非常大。曾国藩评定太平天国，围剿捻党，主办洋务，门人***遍及天下，位极人臣但能克己尽忠，无任何跋扈之色。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，以儒家“仁义礼智信”来治军，选将、募兵、管理军务、协调外务。元明清以来，最为纯正的儒者，最有成就的儒者就是曾国藩了，儒家强调的三立，曾国藩都占全了，曾文正公有资格入选。
第一种情况，如果从对儒家学说解读的正宗性上看，可能会是这三位：
孟轲，其《孟子》一书全面的阐述了儒家政治学，从孔子以“仁”为核心思想的礼乐道德学说发展为了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王道政治学。
董仲舒，其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主要思想在《春秋繁露》中。其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大一统”思想很好，并“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，这对儒家是极好的，但欲以一派之说，发挥六经奥旨，故有的地方有些偏颇之处。这一举措就开始了儒学成为主流文化，并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。
张载，其“关学”吸收佛儒道三教及诸子优点，发展了儒家学说。特别是以“横渠四句”为根底，不违孔门本教。为天地立心——仁义为心，为明明德，内圣也；为生民立命——颐养万民，亲民也，新民也，民为贵也；为往圣继绝学——述而不著，传礼乐也，孔子毕生所为也；为万世开太平——平天下也，止于至善也，是谓大同也，外王之至也。
第二种情况，如果从儒家该人的学说对社会的表现的真实影响力来看。这三位可能会是：
荀况，其两个***韩非和李斯都是影响华夏后世政治的大牛。荀况自己就吸收诸子学说，其儒家的学问就做得不算是太纯粹。韩非的《韩非子》是法家学说集大成者，其学说一直贯穿于历代的统治之中。李斯也是法家人物，其为秦国所定的政治制度，也和儒家学说没多大关系。
董仲舒，其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主要思想在《春秋繁露》中。其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大一统”思想很好，并“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，这对儒家是极好的，但欲以一派之说，发挥六经奥旨，故有的地方有些偏颇之处。这一举措就开始了儒学成为主流文化，并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。
朱熹，其人“理学”思想所提出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学说，本来是好的，可字面意思直接导致了人们的误解。后来，其《四书集注》又做了八股文的经，再加上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，控制人们的思想，以其为说辞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、行为等等。但由于其戕毒太甚，以致至今余毒未完全清理干净。
